你很满足他很痛：这四个盲点让社会创新变成灾难！

几年前如果提到“社会创新”，大多数人都会不明所以，少数人估计还要嘟囔一句“这又是什么花哨的东西”！现在情况有了很大的不同，谷歌上不到半秒钟就能搜索出上亿条跟社会创新有关的结果，仔细一看，大多数的结果都跟政府所提倡的“社会管理创新”有关。同时，一些知名企业，比如Intel、Hitachi，也开始积极参与社会创新，希望从社会问题的解决中寻找到可持续的利润增长点。对社会创新感兴趣的个人也越来越多。

我自己的日常工作之一便是帮助各类机构和个人掌握社会创新的方法、工具，所以有机会接触到许多这样有潜质的change-makers。让我印象深刻的是一个月前，我在某高校给MBA班学生开《社会创新与社会企业》的系列课程，发现选修这门课的居然有差不多100人。我问这些在商业环境里浸染多年的经理人为什么要来学这种带“社会”字眼的课程，他们的回答汇总成一句话就是：“虽然我们不晓得啥叫社会创新，但是不明觉厉”——好吧，这样也行。

不过，就我这些年在这个领域的观察和经验，我意识到推动和实践社会创新的过程中存在着四个常见的“盲点”，阻碍了社会创新在中国的发展，也限制了社会创新实现它本来可以实现的成果。

第一个盲点：很多时候，所谓创新的解决方案都缺乏对受益人群或者最终用户的“共情”。

共情不等于同情，这个心理学术语最通俗地解释就是“将心比心”，把自己置于对方的情境中去理解对方的需求、情绪、感受和需求。而很多时候，人们在试图用创新的方式去解决一个社会问题时，却满足于自我想象和自我理解，懒得或者疏于去理解用户以及他们所身处的情境。

世界知名的设计咨询公司IDEO曾提到过一个案例：

在印度的一个发展项目中，一家基金会在一个农村社区开办了一个提供清洁饮用水的水处理中心，却发现大多数村民都不来这里，而是继续按照过去的方式去机井里取用不干净的水。村民这么做的原因有很多，但并非通常人们所设想的那些原因。水处理中心步行就能到达，所以距离不是问题；清洁水的价格也很公道，所以也不是钱的问题。村民当然希望使用更干净的水，所以也不是使用习惯的问题。真正的问题在于整个“系统”的设计上存在的诸多缺陷。比如说，通常，村子里都是女性来负责取水。水处理中心只提供5加仑的水桶装水，这个容量对女性来说太重了。水处理中心还要求用户购买月卡，按照每天使用5加仑水来计费，而这个用量大大超过了一般家庭的日常用水量。

类似的案例并不罕见。我们一而再、再而三地看到有所谓社会创新的举措因为没有建立在真实用户的需求上、也没有在大规模推广前进行原型测试而失败。我们总是倾向于认为我们非常聪明——绝对要比我们想帮助的那些“弱势群体”聪明，我们把创新建立在想当然的假设之上，而这些假设往往经不起检验。事实上，有谁会比那些受益人群更了解自身的生活和他们每天生活的周遭环境呢？

所以，我们必须走出去，走到受益人群中去，倾听、观察、亲身参与，全方位地理解他们、他们所在的社区和他们所面对的问题与挑战。唯有如此，我们才可能真正理解他们的需求，获得有力的洞察，帮助我们准确理解所要解决的问题，设计出真正创新性的解决方案。

下次，如果我们想要帮助一个牙齿都掉光了的老人家，我们就该知道不要一下子着急跑去给人家钱。也许老人家想去看牙医，但当地没有诊所，这时我们要改变的是整个诊疗系统。也可能是文化原因，所以你建了诊所老人家也不来，因为如果你一把年纪了，就没人在乎你有牙还是没牙。啊，对了，千万别忘了还有可能是心理上的原因。老人家不去看牙医是因为他认为看牙是个会疼死人的可怕事儿。要是这样，你不论是直接给钱还是建个诊所都不管用。

总而言之，为了消除掉缺乏共情这个盲点，我们在进行社会创新时最好都能牢记上个世纪90年代残障人权利运动中的那句著名的口号：Nothing about us，without us.

第二个盲点：跟缺乏共情有很大关系，人们在进行社会创新时往往会低估受益人群的能力，纯粹将他们视作“被帮助”对象。

我前面提到过我不久前给MBA班讲课，我在课上提到世界上最知名的社会企业——向穷人提供小额贷款服务的孟加拉格莱珉银行，它的董事会中超过一半的董事是几乎不识字的贫穷乡村妇女。当时立刻有学员提问道：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做出正确的决策？有这样疑问的人可不在少数。

我曾经听一位“专家”（砖家？）说过：“随着中国社会日益老龄化，未来志愿者的数量将大幅下降。”我真不知道如此高论是怎么得出来的，但显然这位专家从来没有想到过“疯狂奶奶”这样的老人，也基本上无视了老人同样有“被需要”的需求。事实上，已经有很多研究都表明，老年人有更大的意愿去从事志愿服务，服务的投入度也更高。英国的公益机构Age Concern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设计了不少“更好地老去（aging well）”的项目，比如培训一些老人帮助那些刚刚步入老龄阶段的人们更好地适应人生的新阶段。

我在台湾还遇到过另一个案例。当时我拜访了一个在99年921大地震中被完全摧毁的小村庄，村里基本都已经是老人。外来的公益机构没有单纯地从外界输入资源来赈灾，而是同时组织村民去发掘本村现有那些可以利用的资源。通过鼓励老人家口述村史等方式，他们发现这个村子原来在日据时期曾经是台湾著名的红茶产地，只是后来随着时间的推移、青壮年劳动力的外迁而被人遗忘。于是这个村庄通过恢复红茶种植和加工，开始了村庄的重建。现在，这个村子已经成了全台“生活、生计、生态”三生融合的典范村。我当时问过村民，是否听说过“ABCD（asset based community development，以资源为基础的社区发展模式）”，他们都说没有，但是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那些帮助他们的外来机构也相信。

写到这里，我不禁又想起了另一个案例：盲人速录。你能想象盲人可以打字，而且居然可以速录吗？北京有一家叫做“一加一”的机构，业务之一就是盲人速录。他们不仅是把这项业务当成为盲人创造就业的机会，更是把它当做是一种有力地倡导。想想看，庄严肃穆的大会堂的一角，传来噼里啪啦的打字声，定睛一看，打字者居然都是盲人，这得有多么震撼，又是多么好的证明！

假如我们真的相信那些我们想要去帮助的人们的能力，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接受并实践“协同设计（co-design）”的理念，让受益人群参与到解决他们自身问题的过程中来。我们都应该铭记在心的是：社会创新不仅只是“for the people”，也是“with the people”。

第三个盲点：在人们积极争取更多财务资本来开展社会创新时，往往忽视了另一种或许更为重要的资本：社会资本。这个词很容易被理解为“来自社会（私人、私营机构）的钱”，所以当很多人（包括中央政府的文件）口口声声要积极争取“社会资本”的时候，他们指的都不是我这里要说的内容。

人们最早知道有财务资本，后来又知道还有“人力资本”，再后来才知道还有“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真正含义是：人和人之间交往互动的广度、密度、频度、深度，以及由此产生的信任和合作关系。我们都知道创业的启动资金一般来自3F：family、friends和fools。其实，能获得多少friends和fools对你的事业的支持，正可以看做是你所拥有的社会资本多少的重要指标。

许多从事社会创新的人都没有意识到，社会资本才是自己事业的核心资产。社会创新类事业的使命先天的就要求广泛动员社会资本参与其中。社会创业者们在创业之初，用自己的使命和热情打动了一些朋友和傻瓜，他们不仅自己提供直接的支持，还会贡献出自己的人际网络，从而让社会创业者们有机会获得更多的财务资本和人力资本。

有了这些，社会创业者们就可以扩张自己的机构、扩大自己事业的规模，创造出更多的社会效应。而这反过来又可以吸引更多社会资本的加入，推动这项事业的规模化发展。此时，就出现了一种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不断累积的社会资本不仅于社会创业者有利，其本身也是一项重要的社会效应，于社会有利，因为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都有赖于社区或者社会上具备丰厚的社会资本，而反过来，很多社会问题之所以出现，也正是因为社会资本的匮乏，人和人之间缺少信任和合作关系。

在创造社会资本的良性循环方面，许多最优秀的社会组织已经提供了激励人心的实践案例。比如 “KaBOOM！”，这是一家美国的非营利机构，致力于帮助社区建造适合儿童的游乐场。在它成立的头十年里，KaBOOM！一共建造了750个游乐场。但这与需求相比远远不够，而KaBOOM！能够在当地部署的员工数量有限，所以难以快速发展。于是KaBOOM！改变策略，从直接参与游乐场的建设运营，转而开发了一个网络平台，将自己的经验做成工具包免费下载，让更多有意愿的社区自行建设，KaBOOM！则为他们提供支持性的咨询、协调等服务。新策略执行仅仅3年以后，由KaBOOM！支持建设的社区游乐场就超过了4000家，遍布全美，吸引了许多大企业和广大公众志愿者（其中包括美国现在的第一夫人）的热情参与。与此同时，社区的积极性也大为提高，在社区居民共同设计建造游乐场的过程中，社区的社会资本变得更加丰厚，社区融合更加深入。

拜社交媒体所赐，如今的社会创业者们已经有了丰富的工具可以用来动员社会资本，激发知识的分享、促进人际间的协作、展开开放式的讨论，也有助于各种基于共同的兴趣、利益和面对的问题挑战的社区的建立。事实上，在评价一项社会创新的质量上，我们完全应该将社会资本的动员程度以及社会资本的累计当做是一项重要的指标。这一点，在我所参与和了解的各项社会创新评审中还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最后一个盲点是“缺乏耐心”。人们经常会过高地估计某些社会创新在未来两年里可以取得的成就，却大大低估了另一些社会创新在未来十年里可以实现的改变。

由于缺乏耐心，人们往往过早而又轻易地为某个“社会创新”项目欢欣鼓舞并投入大量支持。有一次给一群社会创业者们做工作坊，他们希望了解一些社会创新的失败案例，于是我设计了一个一天的工作坊，起名叫“那些年，我们一起追过的项目”，和他们一起讨论了许多当年被热切追捧，后来却希望落空的案例。

其中一个著名的案例是Playpumps。这个项目是为非洲偏远农村提供饮用水。这可是个影响千百万人民群众的老大难问题，而解决方案却如此简单欢乐：在水井旁建个儿童转转椅，小朋友们在转椅上傻玩傻转，玩耍之余，就能产生能量把地下的水泵到地上来。天哪，儿童的笑脸，与因为长期缺水而苦大仇深的非洲人民的脸庞交相辉映，这个项目想不成为明星都难。它先后从美国政府发展援助基金和其他许多基金会、资助人那里获得了数额巨大的资助，并雄心勃勃地提出目标：要在2010年以前，在非洲南部的10个国家建设4000个“转椅泵”，受益人群达1000万。

可渐渐的，这个项目的问题开始一点点暴露。跟其他解决方案相比，它太贵了，安装维护起来也太复杂，而且过分依赖儿童的游乐——想想看，有哪个傻小子会在一个简陋的转椅上没完没了地转个不停？在莫桑比克政府的一项评估报告中，这个项目干脆被称为“完全是一场灾难”，因为该国境内许多的“转椅泵”已经因为种种原因废弃了。

这种华而不实的项目的最大危害在于，因为人们的注意力和支持放在了它们那里，于是那些看上去可能平淡无奇但实际上却更为有效的解决方案被忽视了。

社会创新里，一些解决方案初看上去似乎有点不太靠谱，但实际上只要获得足够支持让它运转到一定规模和阶段，最终它会发挥出巨大的潜力。许多社会创业者都是以创办一家社会企业的形式来解决社会问题。我曾经在不少社会企业大赛里担任过评委或者顾问。我注意到许多资助方和社会投资人都非常希望社会企业可以尽早（比如创办一两年后）获利，或者至少实现正的现金流。在他们看来，只有这样，一家社会企业的业务模式才是可行的。他们可能无意中忘记了如果社会企业干的事情那么容易干，商业企业早就进入了。比如有些社会企业服务于所谓“金字塔底端”的人群，也就是那些收入极低的人群。这些社会企业的业务模式从长远来看是稳健的，它们需要的是能够获得足够的“耐心资本”，帮助它们的业务扩大的足够规模，这样才能实现规模经济，降低成本，实现收支平衡。

为了消除这最后一个盲点，我们需要不断地提醒自己两件事情。第一，我们不是在为社会问题寻找一个“创可贴”式的速效方案。要实现“阿育王”的创始人Bill Drayton所说的“改变整个捕鱼行业”，我们就必须给予社会创业家足够的耐心和支持。

第二，创新并不追求即刻实现完美。创新最有效也是最现实的方法是先小规模快速地实施创新方案、接受真实用户的测试和反馈，再和他们一起改良自己的方案。所以我们应该对创新过程中的不完美保持足够的宽容，从长远的角度去支持创新一点点发生并最终实现预期的效果。

如果你正在以某种方式参与社会创新，请逐一检视自己是否具有上述盲点；而如果你正在计划开始自己的社会创新之旅，请在一开始就有意识地消除这些盲点。唯有如此，社会创新的前途才会一片光明。

3分钟告诉你什么是社会创新 (提示：请在wifi环境下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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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顾远，AHA社会创新学院创始人&教育总监